回到隋唐看山西经济 天下铜钱近一半出自山西

　　山西，自古以来就处于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汇处，以丰富的盐、铁、煤资源著称于世，在“以农为本”的古代封建社会，山西能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为全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，原因就在于山西人充分挖掘和利用了山西的资源禀赋。

　　隋唐山西人口有多少?

　　隋唐时期的山西是全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。据研究，在隋炀帝大业五年(609)时，河东诸郡总计有户数867290。根据全国户均人口推算，当时河东诸郡约有人口近450万。这是隋朝社会安定、经济发展的成果。

　　粮食基地——汾河谷地

　　隋唐时期山西农牧业有较大的发展。晋南的所谓汾晋地区，粮食生产最为发达。贞观二十三年(649)，龙门县令孙恕修筑十石垆渠， “溉田良沃，亩收十石”(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)，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亩产纪录。隋唐时期经常“漕关东及汾晋之粟，以给京师”(《隋书·食货志》)，说明当时汾河中下游的晋州、蒲州地区，是京师长安所依靠的精食供应基地。

　　名满天下的并州快剪刀

　　隋唐时期，山西丰富的铁矿资源使得到了进一步开发。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唐代已经开采铁矿或冶铁的县有15个之多。山西冶铁点的数目占全国总数的32%，比西汉时期山西的冶铁点多出1.5倍。不仅冶铁的产量大，而且冶炼铸造工艺也有很大的提高。唐开元十二年(724)在蒲州蒲津关架设的蒲津桥，两岸各有4个铁牛，并各有一人牵引。并州铁的质量非常好，用并州铁造的剪刀，当时名满天下。杜甫在《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》中写到，“焉得并州快剪刀，剪取吴淞半江水”。

　　天下铜钱近一半出自山西

　　山西在唐代被称为“河东道”，当时河东道的铜矿被大量开发，天下铜钱近一半出自山西。宋代欧阳修曾专门到河东考察唐代铜冶遗迹，发现了几处未见唐人记载的铜冶遗址。此外，当时属于河南道陕州的平陆县，也有铜穴48个。可见当时山西铜的产量有多大。太原的铜镜等铜制器皿和铸铜手工艺品制作精良，不仅是贡品，而且在西域和边境诸国中很受欢迎，不少被视为可供收藏的艺术品。据统计，唐天宝年间天下共有官铸钱炉99炉，河东道的绛、蔚二州就有40炉。天下铜钱近一半出自山西。除铁、铜外，当时山西还出产锡、银及非金属矿石炭、矾、硝石、石膏等。

　　新型燃料——煤炭已被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

　　山西的煤炭开采历史悠久。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即有大同附近煤炭燃烧情景的记述。隋代晋阳人王劭也讲： “温酒和炙肉，用石炭、柴火、竹火、草火、麻火，气味各不同。”(《隋书·王劭传》)唐文宗开成五年(840)，日本僧人圆仁法师赴长安途中，曾经目睹太原西山“遍山有石炭，远近诸州人尽来取烧”(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)的情景。

　　唐王朝的重要财源——河东池盐

　　唐代河东两池盐，又称蒲州盐池、河中盐池，习惯指安邑的大盐池和解县的女盐池。两池的面积很大。环池一周，百里有余。唐代两池盐的产量很大。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有所谓“岁得盐万斛，以供京师”的记载。安史之乱以后，河东盐池每年税收达150万缗(唐代货币单位，指铜钱串，每串一千文)，占当时全国盐利的20%，财政总收入的12.5%，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之一。

　　走出国门的的山西丝织技术

　　唐代山西的蒲州、绛州二州所产的丝织品，在当时是上等的。蒲州的丝织品在天宝年间(742—755)还输往吐鲁番地区，在吐鲁番出土的交河郡物价文书中，留下了这方面的记载。泽、潞二州也是盛产丝织品的地区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就讲长平(潞州)、上党(泽州)二郡“人多重农桑”。此外，山西的丝织技术还传到了国外。据杜环的《经行记》记载，杜环随高仙芝西征，在怛逻斯战役中战败，被俘至大食居留了10年，后被释放，从海路归国。他在大食国的都城亚惧罗(在今伊拉克境内)看到当地“绫绢机杼”如同华夏。这种丝织技术是从中国输入的。杜环在当地就见到“织络者河东人乐、吕礼”，这说明山西的丝织技术输出到了中亚。

　　边境贸易的繁荣

　　隋唐时代，山西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交汇处，优越的地理位置推动了边境贸易的发展。隋大业时，裴矩亲自遣人告突厥大臣史蜀胡悉曰： “今在马邑，俗共蕃力多作交关。”胡悉立即“率其部落，尽驱六畜，星驰争进，冀先互市”(《隋书·裴矩传》)。政府还出于军事目的高价市马。山西闻喜人裴伷先，在边境贸易中“货殖五年，致资财数千万”。

　　此外，唐代山西的陶瓷业、造纸业也十分发达。涌现出了许多专门烧造瓷器的瓷窑，如平定柏井村的瓷窑受河北邢窑、定窑的影响，生产玉璧形底白釉碗;长治壶关、朔州吴家窑、浑源瓷窑都发现过陶瓷与琉璃残片。唐代蒲州生产的一种“百日油细薄白纸”，也是列入贡品的，说明唐代山西造纸业也有一定的水平。